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还比较低

　　会上发布的《中国独角兽新经济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独角兽”往往诞生于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跨学科多领域深度融合的前沿科技领域，对于城市人才、科技、金融、创新等要求较高，我国80%以上独角兽企业集中在“北上杭深”等四大综合创新优势领先的城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看了这本报告却高兴不起来。他说，报告上列出了一两百家独角兽企业，制造业企业很少，估值在100亿美元以上的更是基本没有。他说，这几年估值比较高的，多存在于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物流、文化娱乐等领域，但制造业很少。

　　张文魁对这个现象很是担忧。他说，苹果作为美国目前估值最高的上市公司，是一个供应链管理、智能化程度都非常高的制造企业。张文魁说，现在讲制造业，“制”已经要换成“智”了。中国还称不上智造业强国。这体现在中国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非常依赖中间品进口，如果中间品进口下滑，我们出口产品的质量就会下降。例如中兴通讯在中国属于高技术出口产品，但美国如果实施芯片禁令，企业的供货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突破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实现产业化，2017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部署加快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切实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我国制造业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行动计划》提出将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制造业智能化、重大技术装备作为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

　　张文魁指出，中国制造业已经深入地嵌入全球化体系了。用全球视角观察的话，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在全球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一方面，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甚至荷兰、瑞士、瑞典这些国家工业的增加值率大概在40%上下，而我国相差约10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增加值率较高的行业一般是垄断性、资源性的上游行业，例如采掘、烟草等。但电子产品等下游行业工业增加值率就很低。

　　在生产率角度看则更加值得关注。张文魁说，中国的制造业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约40%，日本韩国则达到百分之六十几。“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生产率基本上停止追赶，这让我非常忧心。”

　　制造行业或将面临大洗牌 中国不能掉队

　　张文魁说，我国劳动力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发达国家如果不能逐步缩小，考虑到现在依靠低成本优势对冲差距的可能越来越小，中国汇率就很难坚挺，就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90年代，当时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这些亚洲国家，他们的制造业一度也挺好的，但后来和人家停止缩小差距了，一下子就可以做空泰铢。新兴国家土耳其（的汇率危机），台面上看起来是金融大鳄兴风作浪，我们分析（是因为）它背后生产率停止增长。”张文魁说。

　　找钢网首席战略官、高级副总裁郎永淳则建议，维护好“中性竞争”的环境。今年钢铁行业有去杠杆、环保督查、进一步严查税收和社保等方面的压力。可能国企会认为自己在环保上投入特别大，而民企会认为自己的资金成本比国企高得多。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他还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由于制造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都存在着增值税抵扣的问题。目前，在电子税票上，当一笔交易产生时，电子发票立刻生成，但还需要寄送纸质发票到买方和卖方，实际降低了电子发票的效率。他建议政策在电子发票，尤其是增值税电子发票直接抵扣方面再做进一步突破，进而使得交易效率得到提升。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商业银行部总经理谢雯则建议，制造业企业要有未雨绸缪的风险管理能力。由于制造业常会用一些短期融资来支持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这其中会产生错配，为将来造成一个“敞口”。优化资产负债表、控制杠杆率，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风险。这也是打开国内外资金渠道的“定心丸”。

　　“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我国制造业才能由大变强。张文魁说，中国人在智慧化方面做得很超前，甚至比美国、欧洲、日本都好。但这是个兢兢业业、踏踏实实才能实现的过程。他建议，更好地调动本土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积极性，并利用财税政策等通过现有渠道对制造业进行支持，例如补贴要从补建设转为补运营、补研发，尤其是补在基础研究上。

　　我国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10月9日，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17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超1.76万亿元，同比增长12.3%，增速较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达到2.13%，再创历史新高。按R&D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为43.6万元，比上年增加3.2万元，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

　　张文魁横向对比国际制造业知名企业，提醒我国制造行业或将迎来“大洗牌”，产业链、价值链在重构。“通用、西门子等制造业巨头也在焦虑，主战场在哪里？主方向在哪里？”他说，随着智能化的发展，企业的生态和边界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不能掉队，一掉队可能就跟不上了。

　　郎永淳说，在讨论如何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之前，先要判断接下来做什么、怎么做？

　　“钢铁行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下，整个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作为第三方的服务平台也感受到这些变化，这来自于我们的去杠杆，对资金成本减轻了一定压力。”郎永淳说。

　　但他同时提到，因为市场的反应有时是滞后的，决策的风险在当下不能够完全体现。2008年左右，钢铁行业是赚钱的行业，不少企业加入这个行业。但从2012年到2015年，整个行业“接近崩溃”，每一吨钢价平均在1600元左右。而去年这个时候，每吨钢价格达到了5200元。

　　即便如此，今年7月中钢协对100家钢企的统计报告显示，即便在如今这样高钢价长期运行的过程中，还有8家钢企仍然处于亏损状态。这主要来源于当年资金成本的压力。因此，企业如何在决策上更加科学，如何提升流通效率，是制造业避不开的问题。

　　郎永淳建议，除了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力生产率方面下功夫，技术创新也必须再寻求进一步的突破。

　　“我们曾经经历过让人难以置信的40年的增长，接下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先让传统的产业拥抱数字文明，之后进一步优化供应链，并进行数据精准的指导。”郎永淳说。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还比较低

　　会上发布的《中国独角兽新经济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独角兽”往往诞生于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跨学科多领域深度融合的前沿科技领域，对于城市人才、科技、金融、创新等要求较高，我国80%以上独角兽企业集中在“北上杭深”等四大综合创新优势领先的城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看了这本报告却高兴不起来。他说，报告上列出了一两百家独角兽企业，制造业企业很少，估值在100亿美元以上的更是基本没有。他说，这几年估值比较高的，多存在于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物流、文化娱乐等领域，但制造业很少。

　　张文魁对这个现象很是担忧。他说，苹果作为美国目前估值最高的上市公司，是一个供应链管理、智能化程度都非常高的制造企业。张文魁说，现在讲制造业，“制”已经要换成“智”了。中国还称不上智造业强国。这体现在中国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非常依赖中间品进口，如果中间品进口下滑，我们出口产品的质量就会下降。例如中兴通讯在中国属于高技术出口产品，但美国如果实施芯片禁令，企业的供货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突破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实现产业化，2017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部署加快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切实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我国制造业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行动计划》提出将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制造业智能化、重大技术装备作为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

　　张文魁指出，中国制造业已经深入地嵌入全球化体系了。用全球视角观察的话，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在全球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一方面，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甚至荷兰、瑞士、瑞典这些国家工业的增加值率大概在40%上下，而我国相差约10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增加值率较高的行业一般是垄断性、资源性的上游行业，例如采掘、烟草等。但电子产品等下游行业工业增加值率就很低。

　　在生产率角度看则更加值得关注。张文魁说，中国的制造业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约40%，日本韩国则达到百分之六十几。“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生产率基本上停止追赶，这让我非常忧心。”

　　制造行业或将面临大洗牌 中国不能掉队

　　张文魁说，我国劳动力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发达国家如果不能逐步缩小，考虑到现在依靠低成本优势对冲差距的可能越来越小，中国汇率就很难坚挺，就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90年代，当时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这些亚洲国家，他们的制造业一度也挺好的，但后来和人家停止缩小差距了，一下子就可以做空泰铢。新兴国家土耳其（的汇率危机），台面上看起来是金融大鳄兴风作浪，我们分析（是因为）它背后生产率停止增长。”张文魁说。

　　找钢网首席战略官、高级副总裁郎永淳则建议，维护好“中性竞争”的环境。今年钢铁行业有去杠杆、环保督查、进一步严查税收和社保等方面的压力。可能国企会认为自己在环保上投入特别大，而民企会认为自己的资金成本比国企高得多。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他还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由于制造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都存在着增值税抵扣的问题。目前，在电子税票上，当一笔交易产生时，电子发票立刻生成，但还需要寄送纸质发票到买方和卖方，实际降低了电子发票的效率。他建议政策在电子发票，尤其是增值税电子发票直接抵扣方面再做进一步突破，进而使得交易效率得到提升。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商业银行部总经理谢雯则建议，制造业企业要有未雨绸缪的风险管理能力。由于制造业常会用一些短期融资来支持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这其中会产生错配，为将来造成一个“敞口”。优化资产负债表、控制杠杆率，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风险。这也是打开国内外资金渠道的“定心丸”。

　　“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我国制造业才能由大变强。张文魁说，中国人在智慧化方面做得很超前，甚至比美国、欧洲、日本都好。但这是个兢兢业业、踏踏实实才能实现的过程。他建议，更好地调动本土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积极性，并利用财税政策等通过现有渠道对制造业进行支持，例如补贴要从补建设转为补运营、补研发，尤其是补在基础研究上。

　　我国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10月9日，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17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超1.76万亿元，同比增长12.3%，增速较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达到2.13%，再创历史新高。按R&D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为43.6万元，比上年增加3.2万元，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

　　张文魁横向对比国际制造业知名企业，提醒我国制造行业或将迎来“大洗牌”，产业链、价值链在重构。“通用、西门子等制造业巨头也在焦虑，主战场在哪里？主方向在哪里？”他说，随着智能化的发展，企业的生态和边界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不能掉队，一掉队可能就跟不上了。

　　郎永淳说，在讨论如何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之前，先要判断接下来做什么、怎么做？

　　“钢铁行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下，整个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作为第三方的服务平台也感受到这些变化，这来自于我们的去杠杆，对资金成本减轻了一定压力。”郎永淳说。

　　但他同时提到，因为市场的反应有时是滞后的，决策的风险在当下不能够完全体现。2008年左右，钢铁行业是赚钱的行业，不少企业加入这个行业。但从2012年到2015年，整个行业“接近崩溃”，每一吨钢价平均在1600元左右。而去年这个时候，每吨钢价格达到了5200元。

　　即便如此，今年7月中钢协对100家钢企的统计报告显示，即便在如今这样高钢价长期运行的过程中，还有8家钢企仍然处于亏损状态。这主要来源于当年资金成本的压力。因此，企业如何在决策上更加科学，如何提升流通效率，是制造业避不开的问题。

　　郎永淳建议，除了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力生产率方面下功夫，技术创新也必须再寻求进一步的突破。

　　“我们曾经经历过让人难以置信的40年的增长，接下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先让传统的产业拥抱数字文明，之后进一步优化供应链，并进行数据精准的指导。”郎永淳说。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还比较低

　　会上发布的《中国独角兽新经济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独角兽”往往诞生于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跨学科多领域深度融合的前沿科技领域，对于城市人才、科技、金融、创新等要求较高，我国80%以上独角兽企业集中在“北上杭深”等四大综合创新优势领先的城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看了这本报告却高兴不起来。他说，报告上列出了一两百家独角兽企业，制造业企业很少，估值在100亿美元以上的更是基本没有。他说，这几年估值比较高的，多存在于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物流、文化娱乐等领域，但制造业很少。

　　张文魁对这个现象很是担忧。他说，苹果作为美国目前估值最高的上市公司，是一个供应链管理、智能化程度都非常高的制造企业。张文魁说，现在讲制造业，“制”已经要换成“智”了。中国还称不上智造业强国。这体现在中国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非常依赖中间品进口，如果中间品进口下滑，我们出口产品的质量就会下降。例如中兴通讯在中国属于高技术出口产品，但美国如果实施芯片禁令，企业的供货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突破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实现产业化，2017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部署加快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切实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我国制造业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行动计划》提出将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制造业智能化、重大技术装备作为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

　　张文魁指出，中国制造业已经深入地嵌入全球化体系了。用全球视角观察的话，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在全球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一方面，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甚至荷兰、瑞士、瑞典这些国家工业的增加值率大概在40%上下，而我国相差约10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增加值率较高的行业一般是垄断性、资源性的上游行业，例如采掘、烟草等。但电子产品等下游行业工业增加值率就很低。

　　在生产率角度看则更加值得关注。张文魁说，中国的制造业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约40%，日本韩国则达到百分之六十几。“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生产率基本上停止追赶，这让我非常忧心。”

　　制造行业或将面临大洗牌 中国不能掉队

　　张文魁说，我国劳动力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发达国家如果不能逐步缩小，考虑到现在依靠低成本优势对冲差距的可能越来越小，中国汇率就很难坚挺，就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90年代，当时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这些亚洲国家，他们的制造业一度也挺好的，但后来和人家停止缩小差距了，一下子就可以做空泰铢。新兴国家土耳其（的汇率危机），台面上看起来是金融大鳄兴风作浪，我们分析（是因为）它背后生产率停止增长。”张文魁说。

　　找钢网首席战略官、高级副总裁郎永淳则建议，维护好“中性竞争”的环境。今年钢铁行业有去杠杆、环保督查、进一步严查税收和社保等方面的压力。可能国企会认为自己在环保上投入特别大，而民企会认为自己的资金成本比国企高得多。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他还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由于制造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都存在着增值税抵扣的问题。目前，在电子税票上，当一笔交易产生时，电子发票立刻生成，但还需要寄送纸质发票到买方和卖方，实际降低了电子发票的效率。他建议政策在电子发票，尤其是增值税电子发票直接抵扣方面再做进一步突破，进而使得交易效率得到提升。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商业银行部总经理谢雯则建议，制造业企业要有未雨绸缪的风险管理能力。由于制造业常会用一些短期融资来支持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这其中会产生错配，为将来造成一个“敞口”。优化资产负债表、控制杠杆率，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风险。这也是打开国内外资金渠道的“定心丸”。

　　“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我国制造业才能由大变强。张文魁说，中国人在智慧化方面做得很超前，甚至比美国、欧洲、日本都好。但这是个兢兢业业、踏踏实实才能实现的过程。他建议，更好地调动本土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积极性，并利用财税政策等通过现有渠道对制造业进行支持，例如补贴要从补建设转为补运营、补研发，尤其是补在基础研究上。

　　我国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10月9日，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17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超1.76万亿元，同比增长12.3%，增速较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达到2.13%，再创历史新高。按R&D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为43.6万元，比上年增加3.2万元，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

　　张文魁横向对比国际制造业知名企业，提醒我国制造行业或将迎来“大洗牌”，产业链、价值链在重构。“通用、西门子等制造业巨头也在焦虑，主战场在哪里？主方向在哪里？”他说，随着智能化的发展，企业的生态和边界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不能掉队，一掉队可能就跟不上了。

　　郎永淳说，在讨论如何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之前，先要判断接下来做什么、怎么做？

　　“钢铁行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下，整个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作为第三方的服务平台也感受到这些变化，这来自于我们的去杠杆，对资金成本减轻了一定压力。”郎永淳说。

　　但他同时提到，因为市场的反应有时是滞后的，决策的风险在当下不能够完全体现。2008年左右，钢铁行业是赚钱的行业，不少企业加入这个行业。但从2012年到2015年，整个行业“接近崩溃”，每一吨钢价平均在1600元左右。而去年这个时候，每吨钢价格达到了5200元。

　　即便如此，今年7月中钢协对100家钢企的统计报告显示，即便在如今这样高钢价长期运行的过程中，还有8家钢企仍然处于亏损状态。这主要来源于当年资金成本的压力。因此，企业如何在决策上更加科学，如何提升流通效率，是制造业避不开的问题。

　　郎永淳建议，除了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力生产率方面下功夫，技术创新也必须再寻求进一步的突破。

　　“我们曾经经历过让人难以置信的40年的增长，接下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先让传统的产业拥抱数字文明，之后进一步优化供应链，并进行数据精准的指导。”郎永淳说。